跨國灰姑娘沒有水晶玻璃鞋、南瓜馬車，她們有的是席地而坐的同鄉情誼與一口一口的家鄉味。
「跨國灰姑娘」這本書的初版是2008年，資料的收集也早在1998年。但在這個紛紛擾擾、詭譎多變的2020首次翻開此書，卻一點也不過時、反而充滿了既視感。

芝加哥、台北、馬尼拉、印尼，這本書橫跨四個地域，作者的身份時而是來自「第三世界」的研究生、時而是融入外籍勞工的田野調查員，同時更深入仲介公司考察移工在訓練時的細，同時訪問了雇用移工的雇主，秉持著中立多元不偏坦的角度去剖析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種種現象，再提出改善的方針。
如果你認為「大家工作都一樣辛苦，憑什麼空姐你去罷工」、「政府為何不大量取締非法移工，讓他們趴趴走成為疫情破口」、「台北車站是台灣門面，這麼多『外勞』席地而坐能看嗎？」看完這本書，我不敢說你會改觀，但或許可藉由書中的歸納敘述，去理解背後的因果。

這本書開頭就逼著我思索，哪些人是我們心中的外勞？

我承認在過去，提及外勞，閉上眼絕不會浮現金髮碧眼的商務人士，而是那些膚色較深、來自東南亞的移工。他們的臉恐往往模糊，我甚至也粗魯地認為「菲傭和印傭的差別就是前者會說英文、小聰明但難管理，印傭較純樸、學習力較差，但相對較好用聽話。」殊不知，這些無知的刻板印象和說法很多都是仲介公司為求最大利益所塑造出來，哪個國籍仲介費高，就把哪國移工講得好用一些。他們遠渡重洋跨國來台前，早已被層層剝削、教化成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到車站聚會的印尼移工特別多。因受宗教因素影響，印尼女性不被允許進入清真寺，因此她們不像菲律賓人可在教堂禮拜集會在無處可去又無餘裕到咖啡廳、餐廳消費的狀況下，當然只能群聚在各城市的車站。
看完這個章節，我不假思索地逼問自己家裡的「外勞兼外配」：「誒，為什麼你在台灣當外科醫師五年就能取得永久居留，同樣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只能待三年就得強制離境，遇到爛雇主還不能更換？」

他默默地說，「這就規定啊！而且我算是技術人員吧～」我雖懶得再爭辯，但其實很想追問：規定也是人制定，而且也不是鐵板一塊，誰說人家就沒技術，我就認為好的「外勞」有時候比好的外科醫師還難找啊！

這本書也呼應了台灣至今仍常被提及的現象：每到母親節就會有很多人疾呼，全職媽媽的薪水被低估，即使是雙薪家庭，太太也負責了較多的家務。
過去我很單純的認為兩個人真的忙不過來，經濟許可不妨請個外勞，大家樂得輕鬆。
看完這本書我才發現，的確許多職業婦女以「外包」家庭勞務給外勞的方式，換取事業上的進展和免去「第二輪班」的蠟燭兩頭燒，但相對的，女性移工「替代」本地母職的酬勞，換取養育遠方家人的資本，卻仍擔負著「失職媽媽」的內疚，放棄照看自己孩子的機會。同樣都是犧牲自己的母職換取事業，這條女性專屬的產物鏈卻也像鎖鏈般牢牢把家務綁在女人身上。

那男人的角色又在哪？「我看我太太很辛苦又要上班又要顧小孩，所以我幫她請了一個外勞」、「我家外勞都是我太太在管，去問他」。

書中田野故事裡，先生事不關己的回話說明了一切。
說到底，女就算在外也要「主內」的觀念仍是根深蒂固，甚至是當家務外包後，因性別因素，男主人為避嫌、減少和外傭接觸，加上台灣薪資結構通常男多於女，這筆費用男生出得較多，導致爭辯的時候，男性往往一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句點。但我認為這句話，其實也是建立在不公平基礎的假齊頭式平等。

弔詭的是，女主人和女傭除了互利共生、某種程度也是在競爭。比較容易被外包出去的常是打掃、洗衣、幫小孩換尿布、整理環境。為避免「母親」角色被弱化，幫家人煮一頓晚餐、念讀本給小孩聽這些原本「應該」媽媽做的事則通常會被保留。看到那段分析時，也讓我重新理解自己往年回娘家聚餐時的行為。我也會很「社會化」地夾起一口菜說「姑，這個是小菲煮的吧！我還是覺得妳做的比較好吃誒！」

因為我知道，廚房這個領域是已經退休二十年的她可以一展長才的地方，讓小菲分掉她的辛苦可以，但可不能剝奪掉她的成就感。但小菲在我家工作到底有沒有成就感呢？我好像完全忽略了這件事，現在故人已歸鄉，無從追問了。

除了從公共政策和兩性分工的角度去探討移工議題外，作者也深度訪問了雇主和僱傭對彼此的態度，做出交叉比較。

有些雇主覺得我是移工在台的監護人，食衣住行皆得由我掌控，也有人強調，阿姨是來我們家幫忙的，要予以尊重，不能把他們當下人看。從雇傭的角度來看，有些移工覺得我事情做好就躲遠遠的互不相欠，當然也有被惡意對待的外勞仍用盡心力想討好雇主。這樣上對下關係的排列組合，既融合了遙遠的種族差異，又混雜著如家人般的貼近，在我看來根本就是超高難度的公司管理學啊！

但愈讀，我也愈覺得雇主、僱傭好像傳統的婚配，唯有掀起蓋頭才知道對方長怎樣、合不合適、速不速配。而僱傭永遠是故事裡的小媳婦，沒有權力抗爭、只能祈禱對方善待自己，不要被任意「休妻」。當苗頭不對，也沒人幫忙，只能變成「落跑新娘」一途。

雖然大家都說婚姻就像經營公司，夫妻就像隊友同事。我倒是天真的認為，現代勞資雙方的關係應該也要越來越貼近自由戀愛下的婚姻，老闆和雇主在權力對等下，共同為事業打拼。當發現雙方理念不合要「離婚」時，能有合理的法條保障雙方利益，而不是像傳統嫁娶，弱勢那方總是有苦說不出，眼淚往肚裡吞。

在「跨國灰姑娘」這本書裡處處可見作者對母職的關切，同樣是平權的議題，比起內閣女性成員的比例，我揣測她和我一樣，對於現代母親承受的壓力焦慮，以及如何盡可能達到家務事性別平權分工等更有興趣。也難怪她在十多年後延續這個議題，寫出「拼教養」這本大作。

這兩本書在很多面向給我更多的力量與勇氣。首先作者和我一樣不曾當過母親，過去我也會自我懷疑，這樣的我到底夠不夠格在「母職」這個議題為媽媽發聲、盡心力。 看了這兩本書，我更相信，也許正因為我不曾深陷這個角色，反而更可以用中立客觀的分析目前看到的困境與問題，不帶偏見地去反思自己的觀點，提出解決的策略。

再來她也提醒了我社會運動不能和醫療相比，那個成效和回饋往往是很慢且不立即的，不是一兩天，也不是懷胎九月就可瓜熟蒂落。作者在書中提及，1998年時報紙社論竟有人以「不做家事的女人，人人嫌」的標題投書評論請移工協助家庭勞務的現象。我看到的瞬間覺得跨張又震驚，如果現在報社登出這樣的言論，應該早就被抗議翻了！

仔細想想，又覺得很感動，原來這二十年來，社會改變得如此多，這中間多少人悶著頭努力付出才有今天。雖然至今網路仍會出現，為了鼓勵爸爸多做一點而提出男性在某些育兒能力優於女性等性別刻板的言論，性別平權至今仍難逃討價還價的魔咒。但回頭看過去，又覺得性別平權的觀念一路都在前進、未來可努力的空間仍很大、阻礙也永遠不會小。所以，如果現在我什麼都不做，未來二十年的人會不會怨我笑我呢？